作者：陈立龙，1967年出生，湖南洞口县人，中共党员，现任湖南省税务局系统党建处处处长。2002年被授予首届湖南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称号。

时间可以冲淡、磨灭一些记忆，也可以使一些久远的记忆始终深刻如新。

有人说，年纪越大就越爱回忆。这句话不无道理。近知天命之年，我时常会回想起曾经的岁月。那些走过的路、遇过的人、看过的风景和品过的故事，描绘出了我人生的色彩，造就了奋发向上的我。

出身贫寒农家，我能拥有今天的成绩，35岁被评为首届湖南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除了自身的踏实苦干，我还要感谢很多前辈、领导、家人、同事、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其中三位对我的影响重大，使我的人生不光是色彩斑斓，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一）童年往事：母爱是人生明灯

我一直非常庆幸自己有个很有母爱的童年，母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成长之路。

母亲一生生育十胎，成活七个。1967年8月20日，40岁的母亲经过一番撕心裂肺的疼痛，将我带到了人间。当第一声清亮的啼哭声响起，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母亲给我取了个“龙狗”的小名，希望我能有狗一样顽强的生命力，粗茶淡饭就能带大。

我的家乡洞口县是国家贫困县，而我家又是村里最贫穷的。家里人口多，生活艰难，父母辛苦挣下的一点工分还不够糊一家10来口人的嘴。我记得小时候吃得最多的是红薯，所以，直到现在，一看到红薯就会反胃。尽管这样，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仍健康地长大了，而且还成为父母心里最大的安慰。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家里的劳动力，田野拔草、山地拾荒、放牧牛羊，这些我都干过。那时，队里还实行工分制，我人小做不了太重的农活，就帮着家里到生产队寻些力所能及的活干。

有一次，正是收割稻谷的时节，烈日晒得人睁不开眼，汗水直往下淌，我负责把田里割好的稻子搬运到打谷机旁，来来回回跑了不知多少趟，累了也顾不上休息一会。但毕竟年龄太小，忙了一阵，我有些坚持不住了，我顾不得头顶如火的太阳，躺在了田埂上，想休息一会，可能因为太劳累，竟在近40度的高温下酣然入睡。这一觉不知睡了多久，等到我醒来后队上却在当天的工分里扣了0.5分。我后悔不已，一边责怪自己不该贪睡，丢了这0.5分，一边坐在田埂上委屈地大声哭起来。当时一个工分也就几分钱，但在我心里，意味着父母可以少做一些，少辛苦一些。

每当我谈起这些过去生活中难忘的片段，眼眶便会湿润，童年的往事在心里留下了太深刻的记忆。但是再穷再苦，家人也没有让我放弃学业，而我也坚信，只有发奋学习，走出山村，才能改变自己以及全家人的命运。

我读书并不属于特别有天赋的那种学生，如果说小学的好成绩是靠先天智慧的话，那么初中、高中乃至大学，能有个好成绩就是不怕吃苦、勤奋刻苦的结果。

艰辛的求学路上，不得不提到我的母亲谢田秀，她是一位坚强而善良的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内心却很聪慧明理，深知读书求学才是我将来走出山沟沟，跳出农门，吃上“国家粮”的唯一途径，所以家里再穷，她都坚持送我上学。

为此，母亲长年累月没日没夜地干农活，在家里养了几十只鸭子，拿着农作物、鸭蛋去卖钱给我交学费。儿时的我体谅父母的不容易，读书也很刻苦，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亲。

进入初中后，我争分夺秒的学习着。那时，每天清晨5点钟，我便早早起床，拿起课本到自家屋后的竹林里，大声地朗读课文。吃过母亲煮的红薯早饭，我拿起午餐——几个红薯往书包里一塞，就匆匆地上路。

初中时的我对知识的渴求一日胜过一日，因为家里穷，母亲无法再拿出多余的钱给我买课外书，我便向老师借，《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这些书曾让我爱不释手。

农村的夏夜，蚊虫很多，一点上煤油灯它们便纷至沓来，老是要用手驱赶，太麻烦。我想了个好办法，在有蚊帐的床梁上横拉一根绳子，把马灯吊在上面，这样蚊帐一放下来，蚊虫叮不着了，书还可以继续看。我就这样在自创的读书环境下，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熟读也为我以后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新闻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功底。中学时期的我因为品学兼优，深得老师的喜爱，在班上也一直担任班级和学校的学生干部，并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

然而，在我高二那年，家里却接二连三遭受变故，我的学业一度受到影响。先是大哥去世，接着我的父亲又因为长年劳累一病不起。两位亲人，尤其是家中主要劳动力的相继离去，让我本来就徒有四壁的家雪上加霜，生活越来越艰辛了。

当时，全国已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眼看家里因为没有劳动力支撑，田地就要荒芜，我心如刀绞，十分矛盾。一边是我心爱的学业，一边是母亲日渐佝偻的背影，如何选择？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还是决定放弃学业，回家帮助母亲务农。为了彻底断了我对求学的念头，我含着热泪将自己的课本堆在一起，划燃了火柴，看着平日里朝夕相伴、爱不释手的课本涌起熊熊火焰，化为灰烬，我还是没能忍住，泪水夺眶而出。

回到家里，我很平静地向母亲说出了心里的想法。谁知，母亲还没听我说完话，就拿起墙边的竹棍举起劈向我，边哭边骂：“你不读书就不是我的崽！”我和母亲就这样一追一躲跑遍了村子，直到我答应母亲继续读书，她才放下手中的竹棍。

1986年，参加高考的我志在必得，因为平时自己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所以我一直对自己能考上重点大学充满信心。然而事与愿违，我考场失利，只被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

看着平时不如自己的同学反而考上了比较好的学校，我心情失落到了极点，郁闷、焦躁的我躲在家里谁也不见，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母亲对我高考的失利没有半点责怪，而是安慰与开导，她问我：“龙狗，你想不想去邵阳读书？”我当时看着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心灰意冷地摇摇头，可不知道选择不去以后要怎么办。“龙狗，你好好考虑一下，到底去不去读，去读的话，我明天就去帮你准备行李。不去读，我就再到亲戚家去借钱，让你复读，明年再考。”

尽管家里穷，但母亲始终尊重我的决定，不论我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都支持。看着母亲憔悴的面容，听着母亲理解自己的话语，我泪流满面，也意识到自己应该振作起来，不辜负母亲长久以来的付出，于是我决定去读邵阳师专，老天既然给我安排了另外一条路，那我就要勇敢地走下去，走出另一番天地和风景。

在邵阳师专，我学到了更多知识，成绩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好，还担任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和系学生会的主席。眼界也更开阔了，能力也更丰富了，为我后来考研、读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一切都要感恩于我的母亲，当初如果没有她，我也许永远都在农村里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是母亲铺就了我的成长之路。

2016年1月1日，母亲因病仙逝。五十岁的我跪在母亲跟前，失声痛哭得像个孩子。几十年来，母亲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和依靠，遇到任何困难，我首先想到的是跟她倾诉，寻求解决的办法，遇到任何开心的事，我首先想要分享的人也是她，最爱看母亲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出发自内心的纯净笑容，让我感觉所有的磨难都是值得的。

时至今日，当年母亲骂我的表情和神态，还有母亲背着包袱送我上大学的情景，我仍然记忆犹新。母亲这一生对我的谆谆教诲是我人生的一盏明灯，照亮着前行的路，无论再历经多少年都不会熄灭。

（二）初出茅庐：麓山脚下遇恩师

1989年，我从邵阳师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涟邵矿务局新化县芦茅江煤矿子弟学校教初中英语。一到学校，我便被安排教初二的学生。

从邵阳这个大一点的城市又回到了山沟沟里，看着如自己家乡一样贫穷落后的矿区小镇，我内心有些沮丧、失望，但是看着矿区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光，我很快就调整了心态，“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中。

亲切随和与开创性的启发式教育，帮我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学生们把我当成了好朋友、大哥，学习的劲头也特别足。我很快在学校里打开了局面，教学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当时的我并没有满足现状，依旧渴望更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要想站得高看得远，就要有更高的追求。因此，一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我就关上自己的房门看书学习，这是我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

两年后，我所带的初中毕业班里，一下子出了十几个中专生，打破了当地的升学记录。同时，我也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离别的那天，学生家长、孩子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拿着水果、鸡蛋，送了我一程又一程。

1991年秋，我踏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攻读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学位，师从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导师谭双泉教授。在我的眼中，谭双泉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尤其是对所带的学生严格。在谭双泉教授的指导下，我一步步进入了理论研究的奇妙空间。

其实，当初我刚进入师大读研时，并没有引起导师谭双泉教授的注意。因为我大学所学的专业是英语，导师对我有些误解，以为我是为了混个文凭而选择了中共党史。当时由于导师不够重视我，所以分配给我的课题很少，但我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也没有半点气馁，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勤奋钻研，做出一点成绩来，改变导师对我的看法。于是我每天奔波于图书馆、食堂和宿舍之间，找资料、定课题、做研究。

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时，我发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历史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发展规律对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便萌生了撰写一篇相关论文的想法。为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潜心学习研究这一课题，反复论证、反复修改，直至成稿。

这篇凝聚了我许多心血的论文问世时，正值第二届湖南省社会科学青年学术研讨会召开前夕，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将自己的论文寄到了征文活动组委会。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稿，对获奖并没有什么期待，也就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几个月后，我突然接到导师的电话，问我是不是投稿参加了第二届湖南省社会科学青年学术研讨会，组委会正在找我。

随后，我怀着激动而略有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导师家里，见到了组委会负责我这篇论文编辑修改的专家，他就是现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时任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雷国珍教授。

作为一个研究生一年级的新人，初见雷教授时我不免有些紧张拘束，但他丝毫没有专家的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学业情况和撰写这篇论文的背景，在交谈中我渐渐放下紧张情绪，敞开心扉把自己的思想都表达了出来。雷教授很重视我《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这篇论文，在了解了我的创造背景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见解对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并且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疑问，审阅我的修改稿。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雷教授严谨的学风和正直的为人，这些品德都是我终身受用的。

通过雷教授的修改把关，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出版并获得了优秀论文奖，我还作为当时唯一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紧接着，这篇论文又获得“杨树达学术奖”二等奖，并被收入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纪者的思考》一书。正因为这篇论文，我开始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上崭露头角，也正因为这篇论文，我的导师开始对我刮目相看，认为我脑子很灵活、思维敏锐、文字功底较深、看问题也比较深刻。

在导师谭双泉教授的指导下，我在理论研究的道路上不断进取，所撰写的论文连连获得好评。1993年，我撰写的《论毛泽东和鲁迅中西文化抉择观的趋同性》一文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社会主义研究》，并获得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组织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研讨会论文二等奖。同时，我还参与了由导师谭双泉教授所主持的两个课题：1992年至1995年，参加哲学和社会科学国家“八五”重点科研课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的研究工作；1993年至1996年，参加了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研究工作。此外，我还在《毛泽东诗词鉴赏大辞典》和《邓小平词典》两部著作中担任编委并执笔撰写。

说到读研究生时所撰写的论文，对于硕士毕业论文《论毛泽东和鲁迅文化思想之比较研究》，我有着一份自豪感。我在毕业后，又将论文修改、完善。我认为，学术界关于毛泽东、鲁迅政治、文化思想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还不多见，这本书恰恰在这方面填补了一个空白。通读全文，觉得本书选题新颖，资料详实，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语言活泼，是一本难得的理论之作。若干年后，我被评为首届湖南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与当年雷教授的热心点拨是分不开的，也与导师谭双泉教授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有了那次特殊的相遇之缘后，我跟雷教授建立了师生般的情谊，之后经常拜访他，向他请教学术问题，而雷教授也一如既往地点拨指导我，给予了我学习、工作上很多的帮助，使我收获良多。每个人的成长、成才都离不开他人的点拨提携，我很有幸当年能结识雷国珍教授，是他的教诲打开了我新的学术思路，使我汲取了新的智慧营养，受益终生。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1998年9月，我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攻读史学博士学位，导师仍然是谭双泉教授。在导师的教育和培养下，我在理论研究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我的心里，对于恩师谭双泉教授的感激无以言表。

谭教授把我从硕士生一直培养到博士生，花费了许多的精力，但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谭双泉教授传授我如何“炼金”的炼金术，正是有了这个法宝，自己在理论研究上才能有所成就。

（三）学海无涯：亦师亦友伴成长

要做理论研究，需要时间，需要寻找资料，这些都必须在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后才能进行。为此，我养成了熬夜的习惯，每天一过晚上12点，精神就特别好，头脑也特别清晰，我便在书房里挑灯夜读，一读就不知道了时辰，看一通宵的时候也常有。在读书的过程中，脑海里总能跳出一些新观点和新想法，一旦思想成熟了，这些新的东西马上就会成为我的科研论文。

《论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论新时期公众道德建设创新》《邓小平理论的税收效应》《论税务期刊的文化定位》《论如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指导税刊采编工作》，这些论文都是我熬夜熬出的成果。

其中《邓小平理论的税收效应》一文发表后，在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读者纷纷写信给我，称赞我的论文构思巧妙、逻辑性强。我认为，任何观点的产出并不是凭空的想象和捏造，而是在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和相关知识的前提下提炼出来的。《邓小平理论的税收效应》就是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诞生的。此文获得了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科研成果一等奖，并被收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跨世纪的理论思考》一书中。

通过多年的研究沉淀，在众多前辈、专家和领导的指导关心下，2002年我有幸入围首届湖南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评选。因为这次机缘，我又结识了人生里另一位对我影响颇深的人，他就是现任省社科联副主席汤建军研究员。

当时我打算参评首届湖南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需要向省社科联学会工作处报送相关资料，汤建军同志当年正是负责此事的科长。第一次去到他的办公室，他很热情地招呼我，就像熟知已久的老友一般。他得知我对于报送资料还不太了解，于是详细给我讲解，辅导我填表，搞好申报。

因为年纪相仿，也是湖南师大校友，再加上兴趣爱好相同，我与汤建军同志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平时经常走动交流，时至今日我们依旧保持着频繁的来往。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他的办公室不大，但是到处堆满了书籍，看得出他是一个对知识有着狂热追求的年轻人，这一点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会对我写的论文提出独到的见解，而正是这些见解，让我时常有茅塞顿开之感。

而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就像兄弟一样相互勉励，我知道他喜爱读书学习，建议他继续深造，通过深造很有可能再一次使自己的才能和潜力得到提升。

作为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士，他也建议我继续多多在学术理论研究上下功夫，虽然是在行政单位工作，但理论研究是不能丢的，做好理论研究对于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是十分有益的。在他的鼓励下，我继续坚持在工作之余做理论研究，参与各种学术组织交流学习。理论研究这条路其实很枯燥乏味，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的人，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再加上有兄弟的帮助支持，所以也心甘如饴。

迄今为止，我已出版著作7部，其中独著1部，合著4部，主编3部，担任编委、参加编撰著作和教材等10余部。主持并完成国家税务总局课题1个，参与完成国家级社科课题2个，参加省级课题研究1个，参与并完成国家税务总局课题1个。

他对于学术研究有着一股孜孜不倦的执着劲头，这种精神令我感动。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国情省情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发挥全省众多青年专家“智囊团”“思想库”的作用，真正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于是他开始致力于湖南省省情与对策研究会的建立，在筹建研究会的过程当中，他在联络省情专家、整合专家智慧、建设“省情研究数据库”、筹建省情网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省情研究会成立以后，他邀请我担任理事，随后便有了许多与他共同开展学术研究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但进一步巩固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结识了更多学术专家，通过交流增长了见识。

人的一生中，能真正按照内心的想法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其实很难，能遇到一个志同道合支持你，疑惑时会给你分析情况，困难时会陪你一同攻克和成长的朋友更是难上加难。我很幸运地鱼和熊掌兼得了。如果当年没有他的建议，帮我开启学术研究的大门，我很有可能就单纯地做好本职税务工作而已，不会再去挤出时间进行理论研究了，也就不会有后来我参与的湖南地税文化建设研究。

我始终记得他当时说过的那句话：理论研究对具体工作是有推动作用的。他说得很对，今天湖南地税文化建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正是因为有了前期多年的理论研究，而我因为有理论研究的经验积累，才有幸参与到其中，为湖南地税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作出了开拓性贡献，这是我这辈子引以为豪的事情。

对于给予过我在人生路上莫大帮助的母亲、前辈和兄弟，我知道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详尽描述的，更是难以用等量的情谊和心血来衡量回报的，最好的报答应该就是不辜负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期望，更加脚踏实地地走好学术研究这条路，用一颗真挚的心和一双勤劳的手，始终心怀家国梦，做好分内事。也许这一路上还会遇到不可预见的困难和磨砺，但有他们在精神上和行动上给予我的支撑，我有信心能走好这条路。最精彩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过风吹雨打后的宠辱不惊和闲庭信步。回头，有一路的故事；低头有坚实的脚步；抬头，有耀眼的光芒。

稿件来源：《名家故事》系列丛书第3辑